王文京
王文京，1964年出生、江西上饶人、现为用友软件董事长兼总裁。
王文京简介[ ]
- 1964年12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
- 1979年9月～1983年7月，在江西财经大学读书；
- 1983年8月～1988年10月，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工作；
- 1988年10月15日，从机关辞职，与苏启强合伙创办用友公司；
- 1992年11月，被评为“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
- 1993年2 月，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
- 1994年9月，被评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
- 1998年2月，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文京成长史[ ]
1988年12月6日，只有24岁的王文京和现在的连邦董事长苏启强在中关村海淀南路一个居委会9平方米的房间里开始创业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十年发展规划，希望到1998年营业额达到3000万人民币，但现实是1997年用友的营业额就已经超过了一个亿，1998年营业额将会达到1.8亿。
梦想家
王文京出生在江西上饶，那是1964年12月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一位煤矿工人，母亲则是一位耕耘农田的村妇。南方有一家杂志形容说，王文京的家在一个不知名的山村里，四周是山，还有一条弯曲优美的河。“那里有漂亮的白沙滩，小时候我就在河滩上放牛。”
事实上王文京的童年故事丝毫不值得炫耀，除了一点——他5岁半上学，15岁考入大学，当地人都叫他“神童”。他因此成为了家族的荣誉。
那是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可供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道路只有三条：招工、当兵和考大学。“招工，我没有背景；当兵，成分不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考大学。”王文京有一次说。
中国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事情，那时候王文京正在读初中三年级。在他模糊的记忆里，他在那时候变成了一个梦想家。“当时第一次听说，哎，中国恢复高考，可以考大学了，有的人可以成为大学生了，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说以后做一个大学生最好。大学生在自己心里边就特别神秘，特别向往。”
两年后的9月，王文京到了省城。他投考西南政法学院未被录取，阴差阳错地进了江西财经大学。据说“时隔多年，王文京常常暗自庆幸自己当年与法律的失之交臂”，因为中国由此少了一个法官或律师，却多了一个IT英雄。但是在1979年，王文京却在自怨自艾，哀叹命运的多舛和苍天的不公。
在江西财经大学，王文京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财富故事。“那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虽然传记还不多，但是很多报纸、杂志会经常介绍一些国外企业家尤其是欧美和日本的故事。还有一些二三十年代中国实业家的一些故事。那时候印象就挺深的。”
只有亲历过1978年12月的中国人才会明白改革和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王文京很幸运，他经历过一个大时代的开始。当他回头评估往事的时候，他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是大家可以选择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想做的方向去做。至少这个时代我觉得跟改革开放前不太一样。至少大部分人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做事。”
一个全新的大时代使王文京拥有了自由意志，当他的法官梦破灭之后，他也因此拥有了全新的梦想。在他大学毕业之后的多年里，他的这个梦想一直在持续地蛊惑着他，直到有一天他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
“到了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之后，我读了一套书。这套书我还一直保存着。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晰，那是介绍美国的十个企业家和日本的十个企业家的传记故事，一套共有20本，什么铁路大王、金融大王，还有像杜邦化工，日本的像三菱等等。现在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里面介绍的很多故事。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我觉得跟 19、20世纪当时美国、日本的情形有很多很相近的地方。”他说，“那时候我就梦想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开创一个实业。如果这个实业对社会有所价值，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要变得有生命力。”
王文京启动了自己的梦想脚步。
抉择
王文京在19岁的时候到了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从一个小村庄到省城再到这个国家的首都，这巨大的人生裂变使王文京恍然若梦又兴奋不已。“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说。
王文京在北京干得不赖。作为一名“毛孩子”，他得到了很多老家伙们终生都不曾得到的机会和荣誉——他当过先进工作者和新长征突击手，也在全局干部大会上作过先进事迹报告，还从全局上千名干部中脱颖而出接受过特别嘉奖——晋升一级工资，虽然仅增加6块钱。
这样的人生曾经让王文京感到满足和惬意，也曾让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过宏大的设想，但是他很快就感到了困惑和厌倦。展望未来，他的人生不是一望无际，而是一眼便看到了头儿。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一名政府高官，但最可能的未来是，他只是作为一名资深的财务工作者陷落在各种各样的数字当中。“走出校门做公务员一直到老，黑发到白发，将是人生经历的缺憾。”他说。
虽然套在国家脖子上的枷锁已经被打碎，整个国家的创造性已经被激发了出来，但是人们的视野依旧逼仄狭窄，除了几个老专家外，几乎所有人对财务的理解都是会计，几乎所有人对会计的理解都是核算。算账的，那离王文京的梦想有着那么遥远的距离，它们中间隔着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鸿沟的一边是拘囿，另一边叫做创造。
王文京决定叛离那种碌碌无为的庸常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实现自己宏大梦想的机会，而不是整日被围困于琐碎零乱的数字当中。1986年的时候他决意投考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立志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然而命运似乎又与他开了个玩笑，他又一次失败了，他又跌落回了现实当中。
这一次他没有自怨自艾。他安静了下来，试图从庸常的生活当中寻找幸福。那时候他已经当了财政司的机关团委书记，有机会把年轻人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理想。
那时候，中关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春先已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万润南已经声名鹊起，柳传志和他那有着19个字的招牌的“未来联想”已经攫取了“第一桶金”，开始有了造电脑的野心。他们谈论着这一切，一边心潮澎湃，一边内心轻轻慨叹壮志未酬。他们在集体的温暖当中享受幸福，在幸福当中慨叹未来。
王文京在慨叹中依旧得到了很多，这是时代人物通常具有的特质。他们从来不会浪费自己的任何一段经历。他们都试图把往事变成未来的某种动力。“5 年机关工作，尽管思想有这样那样的起伏，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一天是瞎混的。”
王文京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起草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另一件是负责实施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电算化工作。
还在1985年的时候，王文京和同年分配来的同事苏启强主动找领导建议在整个中央国家机关财务部门进行会计电算化工作。他们花了两年多时间来推广这个项目，所涉内容包括项目规划、硬件选型、软件合作、单位选择以及组织研发和鉴定。最终他们将项目推广到了100多个单位，从中他们得到了自己创业最重要的阅历以及人脉。
多年后王文京谈起自己的这段阅历时说：“从机关走出来创业有两个优势，第一是眼界高一些，能够站得高看得远一些，因为在政府机关工作可以对整个国家的政策、趋势了解得更多，理解得更透彻。第二个优势是那种严谨的训练，我自己的体会是，大学毕业到机关工作了5年，觉得那种机关工作很严谨，做什么事儿都讲究规范和流程；发任何一个文件，部门之间都要很好地协同。这对我运作企业是很好的一个训练。如果我大学一毕业就创业，如果没有在那里工作五年，效果是绝对不一样的。”
到了1988年的时候，王文京终于按捺不住了。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风起云涌。柳传志已经遇到了吕谭平，他们一起在香港组建了“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在北京，四通和联想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他们甚至为一个牌子而需要科学院领导对他们进行仲裁。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联想开始面向社会招聘，郭为来了，杨元庆来了，孙宏斌来了……一切中关村的IT英雄和无限的落寞者都在那时候聚集到了一起。中关村有些风云际会的味道了。“那是一个气氛太好的年份，” 王文京有一次激动地回忆，“各个方面都在考虑如何变革，大家思想很活跃。”
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王文京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已经算了5年的账。就像是被春雷惊醒的蛰伏小虫一般，他开始蠢蠢欲动了。“在机关呆了几年之后，大家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趋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当你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经济建设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焦点，而且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在呼唤一批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
王文京整日阅读的企业家传记终于彻底摧毁了他的忧虑，它们使他倾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召唤——辞职、创业去。他找了苏启强谈他的想法。苏启强说他愿意跟他搭伙一起干。他们就干了。
那一年王文京24岁。他既没有接受领导的诚恳挽留，也没有办理当时流行的停薪留职。他和苏启强决绝地走出了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的大院，甚至没有丝毫的留恋。“终于有机会可能实现自己的想法，我急不可待。”王文京后来说。
王文京的父亲不久之后出现在了北京。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疯掉了，就是在单位里犯了什么错误。他不放心。他要来北京告诉自己的儿子，要珍惜干部身份和机关的“铁饭碗”。
“他不太赞同我离开机关，因为机关工作不错，他说从机关下海，从零开始，做一个个体户，变成一个待业青年，这个风险太大。他觉得机关很好。我很能理解，因为我父亲经历过他们那个时代，他这样的想法是最正常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父亲所进行的判断，依据的是他的阅历和经验，然而他所经历的这个变革时代比儿子所经历的一点都不多，甚至更少。他所能做的只是依据自己的故事来告诉儿子，要谨慎，要更谨慎。
如果你创业失败了呢？父亲问他。“我觉得没什么呀，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出去肯定行。即使创业失败了，我可以去做职业会计师，怕什么？”
多年之后，王文京依旧清晰地记得父亲在中关村的那张面庞。那是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王文京带着父亲在中关村四处转悠，告诉他这里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父亲其实什么都听不明白，对于一个中年煤矿工人来说，电脑、打印机和IBM都是新鲜的、不可思议的玩意儿。但是他被儿子的热情打动了，他看到儿子描绘自己未来人生的时候，也许想起了自己激情四射的年轻时光。他最终什么都没有说，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只是留下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切。“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我感觉到了他的信任和期待。”王文京说。
2003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王文京大哭一场，从此5年时间他再未流过眼泪。
创业史
差不多20年的时间过去了。1988年出现在中关村的年轻人如今大都变成了风云人物，不是光彩照人的成功者，就是灰溜溜的失败人士。可是无论成败，几乎没有人怀疑自己曾在中关村经历的一切。
王文京失去了单身宿舍，也失去了139块的工资。他得到了一个实践梦想的机会和对一个大时代的亲历。
在那一年的8月15日，王文京偷偷跑到了北京展览馆的剧场，那里正在召开北京高新技术试验区的成立大会。没有人邀请他。他只是发现了一个秘密 ——北京鼓励人们到中关村创办科技企业。
王文京和苏启强在创业之前就已经发现，几乎每个单位都有对财务软件的需求。“在机关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社会对财务软件其实有需求，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专门的公司干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机会。那时候各个单位都自己开发，自己用，没有一个统一高效的软件，也没有专门的商业机构来做这个事儿。” 王文京说。他决心自己做一个财务软件公司。
王文京和苏启强在中关村海淀南路一个居委会那里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平房，他们借了5万块，买了台电脑，注册了个体工商户“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财务背景、机关工作经验和大量的企业家传记的阅读使王文京知道，除非拥有明晰的产权，否则未来将会麻烦不断。而在当时的中关村，各种各样的公司形态错综在一起，既有联想那样“戴红帽子”的，也有四通那样的集体企业，产权最明晰的则属个体私有。尽管个体工商户得不到更多的政策优惠，然而王文京想到未来，还是将自己变成了个体户。
多年后他说起往事，对此还是津津乐道：“除了财富和声望之外，用友带给我的是跟全国50多万客户的那种关系。我们做管理软件，从最早的第一个客户开始，然后几个客户，十几个客户，最终积累几千、几万、几十万客户，若干年会有超过百万用户。我们跟客户的这种关系蛮有意思，很多客户对用友的信赖蛮让我感动。”
王文京和苏启强为用友确定了一个方针，那就是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拥有自己的产权。他们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开发出了让他们能够在市场上立足的产品，一个是王文京开发的90版用友账务软件，另一个是苏启强负责开发的UFO财务报表软件。
UFO财务报表软件被认为是用友的崛起软件，王文京说：“苏启强在机关就开始研究报表软件。他智商很高，很聪明，开发出的UFO软件在当时无论从应用还是从技术来讲，都是最好的。UFO的成功致使我们在财务报表软件上的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当时我们勒紧裤腰带在这个软件上投了50万。”
王文京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曲折的一段，他一边编程序，一边学习如何做老板。对于这个年轻的小书生来说，与其说这是一种挑战，不如说是一种考验。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现实——如何从一名工程师转型为企业家。
他曾说：“到了1990年，公司已经发展到二十多个人，开头我既想管公司事务，又想做开发，效率很低。我在北图租了一间房子封闭开发，开头还可以，后来他们知道我在那儿，又去找我，我只好又搬到了八大处，封闭了一两个月才把产品做了出来。”
遗憾的是，当他最终变成了一位企业家的时候，1993年苏启强离开了用友单飞去了。他将自己的股份卖给了王文京，然后创办了“连邦软件”。王文京付给了苏启强一大笔钱，但是他一点都不后悔。
从1983年开始，他们一起做了整整十年的搭档和兄弟。当造物之手将他们关联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奇迹。他们交会，然后分离，直到今日依旧是兄弟。
用友在1990年3月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一个月后用友财务软件通过了财政部评审。“能不能通过财政部评审，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握，因为，我们当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民营企业。财政部在这方面的政策水平非常高，要不然也不会有用友的今天。”
24岁那年他们曾雄心勃勃地计划10年之内将营业额做到3000万人民币。那时候他们觉得未来很漫长，3000万很遥远。可是10年之后，1998年，34岁的王文京发现，用友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8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