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参与，人人受益。”这样的“共享经济”时代，已随着社会发展的潮流不可抵挡地到来了。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让国人备受振奋，倍感自豪。然而，一些现状我们也无法忽视，比如，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目前全国共有5000万贫困人口，共有各类残疾人8000余万人， 共有失学儿童约2700万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个人贫富差距正在逐年拉大……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为了破解影响和制约发展的难题，统筹各种有利资源，实现守望相助、均富共生，我国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精准扶贫”“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在深化改革、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中，不断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和成果。这其中，“共享经济”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共享经济也是众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互联网日益普及，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追求人生的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显示，“中国共享经济异军突起，部分企业已经走在了市场前列。根据预测，未来几年共享经济将继续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不仅如此，日前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发展第一批共享经济示范平台的通知》，指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增强共享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为目标，围绕支撑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支持发展一批共享经济示范平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一批共享经济骨干企业，引导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共享经济中的自组织普惠经济模式，植根于爱与“互联网+”，是前沿事物和发展趋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并且在实践中发挥出看得见、摸得着、深得民心民意的引领作用。
新型经济模式：让顶层设计引领行业
2017年6月24日，由广东前海金融科技研究院主办的自组织普惠经济理论与实践结题报告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南门文津国际酒店会议厅成功召开。
应邀出席本次发布会的有：原商务部副部长周可仁，原物资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桓玉珊，中央联络部原副部长马文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副部长、人民日报社原副社长李晋有，原中宣部副部长秘书、三农高级调研员代永东，中纪委监察部原外事局局长、中国廉政行为研究会副会长孔祥仁，中国廉政行为研究会副秘书长魏长亮，中国廉政行为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涛，法学博士李开发，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联合导师赵亚春，河北金融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互联网金融高级经济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多家地方银行高级顾问赵永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高端智库特邀研究员鄢一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EMBA授课教授冯鹏程，广东前海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美懿，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俞飞，广东桥智律师事务所刘茂林，湖南维毅律师事务所蒋术明，等等。
据了解，自组织普惠经济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立项于2016年，研究团队对课题反复进行了数次基础论证，以市场需求为标准、以消费者利益为基石，以科学的态度开发一个具有公开、公平、公正、共赢特点的新生态社会经济模型，为“自组织普惠经济理论”模式在企业建立新社群创新平台的应用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依据。历经近一年的努力，广东前海金融科技研究院自组织普惠经济研究中心，在“企业自组织”和“普惠经济”两大重要课题研究上完成了理论阶段的研究，先后形成了《自组织普惠经济理论研究》《自组织普惠经济理论研究模型集》《四价值合一可行性研究》、《经济学视野下现代慈善行为的研究》、《自主普惠经济创新模式研究》、《自组织普惠经济实践与应用》等研究报告。并在此理论研究基础上形成《自组织普惠经济模式理论研究创新白皮书》《自组织普惠经济模式理论与实践模式定位与产品定位白皮书》共两本白皮书。
据了解，关于理论课题的研究，必须有实践验证。相关实践案例，正在不断丰富，实验室也将陆续充实。自组织普惠经济理论与实践课题作为广东前海金融科技研究院的长期前瞻研究课题，在课题研究进行多重验证课题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普适性，从而使得课题研究落于实践，更具普遍的社会指导意义。
“只要符合中央要求，符合基层实际，符合人民需要，就大胆的试，大胆的改。”这是2017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声音。在新型经济模式下，一些心系民众、敢为人先的企业，正沿着中央提出的这条道路迈步前进。他们创造的平台打破了“二八定律”，缩小了基尼系数，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在多方共赢的前提下，增加了平民大众的收益。
新型经济模式：民心民意是发展之本
新生事物的规则制定和操纵者，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偌若是前者，成功意味着政绩，失败则能由公家买单，里外无风险之虞;偌若是后者，成功则意味着成为万人推崇的时代英雄，失败则可能身败名裂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里外不是人”。像马云与阿里巴巴系，马化腾与腾讯系，无疑是天之骄子、时代宠儿。但成功与失败，尤需客观、冷静、辩证看待，不能一言以蔽之。
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双刃剑”的特色，运用得当是关键。此外，还要看新型经济模式是否真正作用于为百姓考量、为民生服务。
应运而生的一个新型平台，团队中不乏数学、经济学、金融学、社科、人口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律等在内的顶尖人士，他们共同建立了科学的运转模型，可以进行宏观调控，调控资金的供求关系，资金多就拉长时间，资金少就缩短时间，用时间换空间，和互助平台到时间就必须兑付的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拉长时间实际上也就摊薄了逐利资金的收益，很容易就化解了逐利资金的冲击。
此新型平台有30几个参股、控股的企业，在全国很多地方购置了资产，还有网上商城，汇聚数百万的会员，这能够支撑起平台的慈善事业和有序运转。由于它没有中央账户，所以没有集资主体，不存在非法集资，划清了第一个红线;也是由于没有中央账户，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钱都是在会员的口袋里，打来打去，没有交给平台，划清了第二个红线。因为它只是提高了资金的活跃度，不会对既有金融体系造成负面影响。
此新型平台救助了一批穷人，在海南建立了扶贫一条街，保障了许多残疾人就业，上千人的就业。
据了解，此新型平台本着实现“共产、共享、共生、共赢”，采取一对一帮扶的办法，真正让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用实际行动为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发力!为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尽力!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有专业人士指出，此新型平台的整体回报率是不高的，其利润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之所以比银行、信托和P2P收益高，这个要从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前进和改革的基本大典——《资本论》来进行解答。《资本论》的核心理论是劳动创造价值，实际上这个平台的利润就来自于劳动周期的加快和劳动效率的提高。
专业人士分析，劳动利润的增加就来自于这两方面，劳动次数的增加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举个简单的例子，一种情况是，效率不变时，1个月劳动1次创造1000元的利润，如果将其加快到1个月劳动2次，则创造了2000元的利润;另一种情况是，劳动频率没有变，而是劳动效率提高了，原来1个月劳动1次创造1000元利润，现在1个月劳动2次创造了2000元的利润。新型平台在这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两方面都进行了提升。即将原有零散的资金进行“穿透”性调度，极大的缩短了资金链条(省去了诸如银行等中间环节)，资金流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平台上的人员由工人、农民、企业家、教师、公务员等组成，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从消费者角度，资金提升了个体的消费能力，刺激了消费需求;从生产者角度，资金提升了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需求上升、生产加快、创造力提升，这就一方面加快了劳动的频率，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劳动的效率。
用《资本论》十大理论进行解释，按照““资本循环理论”和“资本周转理论”，资本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形式循环;而后，不断重复、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形成资本周转;加速资本周转，可以提高资本的增值程度。这就是新型平台的理论根基。按照“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平台包含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两大部类，初期的收益动力刺激了消费品需求的上升，消费资料生产得以加速，紧接着是生产资料生产得以加速。再加上，网上商城等实体对生产和消费之间链条的缩短，更进一步的提升了资本的流通速度，形成三期叠加(消费需求增长、生产能力提升且加速、流通链条缩短)，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开放式利润内生系统。现实的案例已经对这样的系统进行了印证，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无一不是由此而生的系统。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我党对人民的深情表白，也是对中国未来的庄严承诺。新型经济模式，让老百姓得实惠，符合民心民愿，是对党和政府的负责。
理性确立判别标准，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
毋庸置疑，近年来打着“互联网金融”“众筹理财”“虚拟经济”“ICO”等旗号的互联网骗局不断增多，兑付危机、卷款跑路现象日益频发，不断给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尤其是参与到互联网“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中的民众。对此，我国坚决整治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按理说，各地执法部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应当叫好，但也不同程度存在循私枉法、滥用公权等问题。
有句话叫，“法无禁止即可为”，意思是说：凡是法律上没有写上的，都是合法的。民营企业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探索行为，即使有违规违法的地方，也应当有包容之心，秉公办事，不合规的整顿成合规的，不合法的整顿成合法的。然面现实中，办案者正是违法者令百姓心寒，尤应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纠偏。
放开民间金融，提倡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就是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大家放开手脚，大胆地尝试。同时也要利用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不停地给民营企业“纠正动作”。像一个家长对待孩子那样，不让民营企业犯大错。
对企业而言，高收益确实应该承担高风险，但这个风险指的是企业经营上的风险，并非相关部门查处的风险!法律是用来保护老百姓的，不是用来伤害百姓的;其实，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是善良的、淳朴的、简单的，他们大多没有大富大贵的奢求，只有对美好生活的一份念想，对社会的一份辛劳一份担当。
共享经济下的新事物、新模式，老百姓需要更多的包容与接纳。在千年前的隋唐，我们发明了火药，却直到晚清还在拒绝火器的改革，导致近代被列强的洋枪洋炮欺凌。在八百年前的宋朝，镖局最早运用了“风险分散”这一货物运输保险原理，却直到1980年全国的保险业务才算真正开始复苏。
我们尤当看清，并非所有应用了“返利”、“互助”、“拆分”、“股权众筹”等“模式”的企业都是“资金盘”，这其中也不乏有借鉴这些“模式”搞创业创新从而大力推动实体经济的好企业。“模式”只是“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对错，只是看如何应用!就像“火药”本身是危险品，也能用作制作保家卫国的武器和绚丽的烟花。其实，很多老百姓都明白，做企业搞创新很多时候就像是“成王败寇”的道理，只有全力以赴把企业做成功才是唯一的出路。
“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
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伟大创举。它的好与坏，要看它是否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要看它是否能帮助更多老百姓能走上幸福之路，要看它是否能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该支持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传出中国声音：“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不论是共享经济的时代趋势，还是《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策，这不无显示着经济发展的“共享”“分享”“共赢”的标志，的确，这其中融汇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关系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同时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因此，尤需正确善待和理性分辩，上下齐心协力，行得民心之举，共享和谐社会的幸福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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